4月,行105岁的岁的践夏书章在家接受采访。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魏晞/摄 高中时期的行夏书章在南京。受访者供图 夏书章在中山大学学位授予仪式上执权杖入场。岁的践受访者供图 夏书章在60岁到100岁之间出了44本书。行这个出生于1919年的岁的践小惩大诫老人,比五四运动还老3个半月。行他67岁招第一批研究生,岁的践80岁将MPA(公共管理硕士)教育引进国内,行86岁招第一批博士生。岁的践 他有相对有趣的行人生履历:当过勤工俭学的夜校老师、留洋渡船的岁的践锅炉工、上海的行排字工、乡下的岁的践英语教师、上海考区的行高考状元、哈佛研究生、“公共管理学”专业第一个回国的海归学子。 他还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呼吁恢复行政学的学术泰斗,新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奠基人。他主编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本《行政管理学》的教科书并获奖。他为建立中国行政管理学会、办《中国行政管理》杂志奔走呼号。 他所专长的行政学曾因国家教育学科调整一度中断,但他始终在为行政学“行动”着,即便过了100岁也精力不减。他解释,行政学的“行”,指的是切实可行、势在必行、身体力行、令行禁止、行之有效。 夏书章常说:“行政学最重要是行动,不是坐而论道。”他用一生在践行“行”字。 1 从少年时期,夏书章就开始思考“大问题”。他看到“上医医国”的古话,选择大学专业时,舍弃当时最流行的理工科和经济学科,选择了中央大学的政治学系。 他回忆,那时他天真地认为,中国被日本侵略,修心养性是因为国家没被管理好:他看不惯当时国民党政府官员爱当“官老爷”,做事拖拖拉拉,民众要办一件事得等待很久;官员系统极度腐败,物价飞涨,有时百姓拿一捆钱去市场,也买不回一斤猪肉。 去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读MPA时,他时刻关注国内抗战的动态。他一拿到哈佛硕士学位就启程回国,在当时,中国极其缺少行政学的专业人才。 他28岁受聘成为中山大学最年轻的教授,被戏称是“娃娃教授”,带着学生组成市政考察团,去当时的民政、教育、社工、公用事业各个部门考察、发现问题,再搜集各种行政案例讲给学生听。 1979年,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说,“政治学、法学、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,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,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”。夏书章从新闻里听到了这个消息,感到振奋。1982年,他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文章《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》,他写道:在许多人心目中,行政工作是一些事务性工作,是“万金油”式工种,并没什么学问,这实在是一种误解。 他发现当时政府许多部门百废待兴,急需一批懂得科学管理的人才。20世纪80年代,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,他作为专业学者出席,重申行政管理学的必要性,“人事管理工作不是拭目以待万金油,而是特效药”。 1982年,全国政治学讲习班在复旦大学举办,夏书章主讲行政学,培训了几十名教师,后来,这批教师成为各高校的行政学教学骨干。 中山大学的行政学筹备会议,是在夏书章家的客厅开的。当时参与筹备会的陈瑞莲回忆,她原先在哲学系教书,对行政管理感兴趣,以青年教师的身份参与筹备,学校只给了行政学专业两层楼,连桌椅板凳都没有,老师们只好通过办干部培训班等创收方式解决当时的经费困难。 在外出讲课时,陈瑞莲明显感觉到,当时公务员系统对行政学知识的渴求。她的公务员学生,最常提的问题是:办事程序不规范,怎么恢复?政府机构设置要设哪些机构?政府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?领导怎么管理?如何制定规范的政策?这些都是相当基础的行政学知识。 蓬勃的教学需求,让夏书章成了“工作狂”。20世纪八九十年代,夏书章给中组部中层以上干部讲过市政管理;在全国市长研究班上讲领导干部的方式方法、提高行政效率;结合省情给各省政府的公务员讲行政管理。 不仅他的学生,连他的儿女也讶异,在改革开放之后,年过花甲的夏书章爆发出罕见的生命力。他的论著和教材,涵盖高等教育管理、行政管理、市政管理、人事管理、城市管理、公共管理、知识管理、孙子兵法与现代管理、三国智谋与现代管理、香港行政管理、新加坡行政管理等。依依不舍 2 “行政学不能空谈政治,要多实践。”夏书章经常强调实践的重要性。 陈杭是夏书章招收的第一届研究生之一,“他要求学生在理论上多思考,有系统性,更重要的是,理论要和实践结合,要在实践里学真功夫”。 夏书章还推荐陈杭去天津市河西区等政府实习,随后陈杭到杭州、东莞、韶关市政府等多地市实习。毕业后,她去省政府工作,后来当江门市副市长10年,将夏书章所教的知识用于行政管理一线工作。 在实践过程中,夏书章总提醒学生,不能生搬硬套外国的行政学理论,要结合国情去实践。他在呼吁恢复行政学专业时就提出,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和行政学。他和《中国行政管理》杂志的编辑聊天,也提醒对方,选用文章时要注意理论联系实践,突出中国的特色。 他去新加坡考察访问,发现新加坡市政管理做得很好,就把新加坡的市政措施、政策写成书。学生王书素回忆,大约在1992年,夏书章给中大本科生上《新加坡(市)行政管理》的课程,一边讲最新的案例、访学观察,一边强调,“要学为中用”。 澳门即将回归时,想要实现“澳人治澳”,需要培养一批中高级公务员。中山大学在澳门招了40多个公务员,夏书章的聪明睿智《市政管理》课程很受学生欢迎。陈瑞莲回忆,夏书章会说粤语、英语,案例生动,后来,这群学生成为澳门特区政府的骨干。 他的关注点一直顺着时代发展而变化,他喜欢给让政府头疼的行政难题找解法。20世纪八九十年代,他就提出城市规划的思路:“城市规划要有预见性和综合性,要科学地预测,解决近期建设的实际问题,要为远期发展留有空间”。 “如今回过头看,他的一些思考领先了时代几十年。”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邵任薇举例,市政工程建设经常先盖房、再修路、再修下水道,马路因为电缆通信下水管道的铺设屡次开挖,被民众戏称“拉链马路”,这是因为前期规划缺少预见性和综合考虑。 他的解法创新又超前。20世纪90年代,夏书章在《市政学引论》提过一个创新的构想:旧城区改造的资金来源可以采用公众集资的方式,不完全依赖财政拨款。村集体作为改造主体,让原产权人自筹。 2007年,广州第一例村集体自主改造的旧城(村)改造项目猎德村启动。邵任薇回忆,当时,夏书章鼓励她以城中村改造为博士论文选题。夏书章启发她:“城市更新是城市衰败地区持续繁荣的手段,是城市发展的必然产物,关键在如何改,要从实际出发,因地制宜。” 等到她完成初稿,夏书章的建议提得很细:这种筹资模式的优越性在哪?和其他模式相比有什么好处?有没有和城中村村民访谈过?他们怎么想?愿意改造吗?改造有什么阻力?“多打磨、不怕改,要冲刺更高的论文质量。” 他的事必躬亲很多预言成为现实。早在旧城改造没有提上政府议程前,夏书章就提过,城市规划要保护好城市文化遗产、传统风貌和地方特色,重视旧城历史风貌保护。 “我已垂垂老矣,仍想只要一息尚存,就应当为开展城市科学研究工作敲敲边鼓,以贾余勇,以助声威。”在1986年出版的《市政管理八议》中,他如此自白。 3 在个人生活上,夏书章也是行胜于言。熟悉夏书章的人都知道,他严格守时。他的手表总是拨快5分钟,上课比大多数学生早到教室,和人约出门,他总是提前10分钟在楼下等候。陈瑞莲记得,有一次广州刮大风、下大雨,年纪最大的夏书章为了提前赶到会议室,全身都湿透了。 有一次,他应邀出席一个典礼,领导迟到了。他撂下一句“不像话”,直接离开,秘书只好追在后面请他留步。 “他说话做事很直接。”陈杭说,“小切口,大视野。”有一次,他受邀到某市政府作讲座,发现接待室的钟停了,直接提醒道:“没有了时间观念,行政管理和工作效率要打问号!” 大女儿夏纪梅说,父亲走路快、说话快、虽死犹荣干事快,95岁那会儿,父亲走路比年轻人还快,为赶时间还会抄近路。 夏书章从读书时就关注行政效率,在1982年就提过机构改革首要是政府职能转变,通过机构改革、精减人员,能带动工作方法、程序、作风、领导干部思想观念的转变。 “机构改革要治本。新中国成立后,我们在治本方面下功夫不够,平常机构经常失控,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常设机构加强机构管理,往往一到问题严重,就搞精简运动。” 他的小女儿夏纪慧在北京当公务员。有一次聊天,夏书章问:“你们处有多少人?” 得知人数后,他回复道:“要那么多人干什么?效率低!” 夏书章的4个孩子都没有读行政学专业。他也拒绝给儿女提供任何便利。他的大儿子夏纪真回忆,上寄宿中学时,因为行李重,提过想搭夏书章的公车回家,被夏书章训了一顿:“我的待遇是国家给我的,不是给你们做子女的,你们要靠自己去努力奋斗”。 后来,夏纪真成为航天航空工业的无损检测专家。1992年,国务院授予夏书章和夏纪真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,并向他们发放政府特殊津贴。夏纪真回家兴奋地说:“我们是同一批专家里唯一一对父子。” 但他又被夏书章训了一顿:“不要骄傲!” “我是自己闯出来的,你们也要靠自己去打拼。”夏纪梅回忆父亲反复训导的话。 夏书章的瞬息万变生活极其简朴:穿着10块钱的鞋去哈佛学堂讲课,从美国讲学回国可以带国家规定的“免税八大件家用电器”,但他两手空空回家。他的书桌和木凳子从20世纪60年代用到今天。他把信封和信纸两面用。给大女儿70岁的生日祝诗,他写在当月撕下来的日历纸背后。 4 十几年前,有媒体问夏书章,公务员报考竞争激烈,怎么看?他说,应该更多人去做实业,但那么多人愿意考公务员,能提高公务员队伍的素质。 如今,公务员考试热度不减。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又问起同一问题。他回答,“其中许多人捧着一个饭碗混日子,想当官老爷,很可惜,很遗憾。” 夏书章说,如果基层公务员只听上面领导的话去执行政策,不理解政策,那么政策会走样;同样的,学生学行政学,不能只学皮毛,要深入基层,书斋里写不出好文章。 邵任薇长期在行政学教学一线,发现行政学的式微趋势。这个教学生如何治国理政、执行政策的专业,培养的学生却很难考入公务员系统。“公务员考试中,行测考了很多奥数题,对专业学生来说,学4年行政管理,不如上考公培训班。” 20世纪90年代末,夏书章提出,想把MPA引入中国。他敏锐地观察到当时的郑重其事人才需要:许多专业领域的官员只懂本行业务,从业务岗位走向领导岗位后,渴望学习行政管理知识“补课”。 最早引入时,夏书章还要求,MPA学生必须有3年工作经验,“让在职人员有继续深造的渠道”。 当时,中大MPA请了一批政府官员当兼职老师,广州市市长也来讲过课。有一次,陈瑞莲给学生讲区域治理,有个环保局的学生提问:在一个流域,如何协调上、中、下游的政府的利益? 课堂上,不同行业背景的学生开始讨论“上游该如何补偿”“流域生态赔偿应该如何设计得更合理,能激发上游城市保护水源”等。 “以前的MPA学生都是政府较高级别的管理人员,但现在,特别是后面拥有招生权的MPA院校主要培养乡镇一级的基层公务员或聘用制公务员。”邵任薇认为,“政府行政管理人员的培养未来要走到县城,走进中小城市。” 邵任薇说,中小城市的行政效率不如大城市,这些地方的公务员也非常需要公共管理知识。 夏书章在自传里写道,在家人的劝说下,满70岁他就不再骑自行车,满80岁开始谢绝国际活动,满90岁不再出省。他曾写打油诗自我调侃:常言中年万事休,七十老翁复何求?我今已满九十整,只知“充电”与“加油”。 2015年,和他有相同雅趣和学科背景的夫人汪淑钧去世了。世界上最懂他的人,又少了一个。儿女承担起他最近10年的饮食起居,才亲身感受到夏书章的节俭。 小女儿说,夏书章的书桌到处是小纸条——他总把纸张空白的部分裁剪下来,随时记录他看到的波光粼粼事。 他脸上和双手几乎没有老年斑,声音也洪亮,在客厅能相对自如地行走。和他沟通得用硬纸板卷成圆筒,对着他的耳朵喊。耳朵不灵了,但脑子还在活跃着。他每天坚持看新闻,睡梦中还哼着京剧《空城计》的旋律。行政学英文专业名词,他信手拈来。来访者来自天南地北,他还能讲几句对方的家乡话。 大女儿夏纪梅回忆,夏书章90岁到100岁那10年还能写能侃,思维活跃,但近几年稍有退步。他在《中国行政管理》杂志上写“夏老漫谈”专栏,从82岁写到104岁,记录他对公共管理和时事的随笔思考。 昔日那个意气风发的“娃娃教授”,如今熬成了中大最年长的教授。从2024年开始,他睡觉的时间越来越长,每天要睡十几个小时。这是他积攒精力的方式之一。 “睡觉是他对衰老无声的抗议。”夏纪梅说,“只要听说有人来访,他高兴得早早就起床等待着。受限于身体条件,他的社会活动、学术论坛参加得少了,但他的脑子仍很清醒,仍然希望有更多的‘行动’。” 有学生担心,夏书章太老了,不敢打扰。反而是儿女们统一口径:“他不怕麻烦,你们随时来”。 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魏晞 来源:中国青年报 |